水生贝壳类动物如蚝、蚬、青口、带子等是滤食性生物,容易摄取水中的毒藻,并会积聚在贝类的组织内,尤其内脏部分。贝类的毒素含量,则视乎其摄取的毒藻数量,另外,一些海洋细菌亦会生产毒素。而海水温度也会增加这种毒素在海洋生物中存在的机会。

食物安全中心昨日说,麻痹性贝类毒素是天然存在;中大生化系副教授陈竟明补充,科学界相信全球暖化会增加这种天然毒素在海洋生物中存在的机会,因暖化令海水温度上升,令海洋细菌生长得更多、更快、更早,包括会生产毒素的细菌,例如副霍乱弧菌,导致海中毒素增加。

  陈竟明续称,全球化加强各国贸易来往,海上交通频繁亦会将毒素扩散,因细菌和藻类也可由船只带到另一地区,令各水域生态“大兜乱”。

  除了贝壳类有麻痹性贝类毒素,雪卡毒素是另外一种来自海洋的毒素。有外国研究指出,全球暖化会增加珊瑚死亡率,导致含雪卡素的海藻大量生长,再透过珊瑚鱼的食物链累积,传给人类。

  港扇贝带子多来自南中国海

  香港仔渔业海鲜商会主席陈富明表示,港人食用的扇贝及带子多来自南中国海,数量占整体海鲜入口量一成。扇贝形似“蚬壳”,呈黄色,带子呈深绿色长三角形状,两者都在深海底沙面出没,而带子较扇贝贵三成。

摘自明报

文/龙应台,2005年3月16日,中国时报

☆雅典在非洲吗?

「天下」杂誌在二○○四年底做了一个「台湾人的国际观」调查,得到这样的结果:
约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联合国的会址在哪个城市。
约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每年诺贝尔奖在那个城市颁发。
约百分之八十的人不知道世界最大的雨林在哪一洲。
约百分之六十七的人不知道新加坡的现任总理是谁。
约百分之六十的人说不出现任中国国家主席是谁。
约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德国用的货币是欧元。
约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刚刚办过奥运的雅典在哪一洲。

这样的数据会使人以为台湾人大多没出过国门,但那就错了,六成的台湾人有出国经验,四成五的人还到过两个以上的国家。自认为懂两种以上外语的人将近四成。同时,觉得「在全球化趋势下,瞭解国际情势和趋势」重要的,有百分之八十。

为什麼懂外语、出过国、认为国际知识很重要的台湾人,对国际的知识却那麼少?

☆「杂碎」的国际报导

随便哪一天,随便哪一个新闻频道,台湾人每天看见和听见的新闻基本上只有三种:琐碎的口沫横飞的政治新闻,刺激的姦杀掳掠的社会新闻,还有大量的低智商「杂碎」新闻──小孩吞了一打钉子、女人的腿被紧身牛仔裤磨伤、男人的生殖器憋歪了、黄牛会笑、猪会爬树、小偷偷了女人内裤摔了一跤……

如果瀏览一下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那一天台湾几个比较认真的电子报,寻找国际新闻,发现每一个报纸不超过十条。其中两三条是政治的即时性新闻,譬如欧美协议如何处理伊朗核武的威胁,剩下的,全是台湾国内新闻的翻版,也就是说,所谓「国际新闻」其实大半是国际的咸湿「社会新闻」:
美国强暴犯当庭枪杀法官。
麦可杰克森性侵儿童案继续。
性侵幼童德国神棍被捕。
十三岁男童强暴女老师。
纽约警察受雇作枪手杀人……

想要知道今天世界上究竟发生了什麼事,你只好花时间上外国媒体,譬如美国观点的「纽约时报」:

英国的「非洲调查报告」出炉,要求每一个先进国家将外援大幅增加到国家预算的百分之零点七。英、法、西班牙都已做到,美国却落后很远。

叙利亚自黎巴嫩撤军。

玻利维亚总统梅萨得到国会支持,继续执政,但是政治情势极不稳定。

美国法院判决,美国政府应对匈牙利犹太人赔偿二战间所掠夺的财產……

或者欧洲观点的「法兰克福匯报」:

欧盟準备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因为中国纺织品严重威胁欧洲经济。

华人在柏林游行,抗议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

伊拉克的经济重建碰到很复杂的问题。

马其顿大选被指控作票。

法国哲学家谈车臣独立的坎坷以及俄罗斯的霸权……

政治国际新闻之外,还有财经的和文化艺术的国际新闻,譬如专访联合国的经济学家,评介巴西的小说家、伊朗的电影导演、古巴的音乐。

三月十二日的日本「读卖新闻」网上有二十条国际新闻;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上有八条国际新闻,加上转载十五篇与国际有关的报导。

对比之下,台湾媒体全面地缺少国际面向:国际新闻的量非常少,而在极少量的国际新闻中,不是姦淫掳掠的耸动「杂碎」就是瞬间发生的事件。事件之前的歷史脉络和深层意义,事件之后的思潮形成和可能影响,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抽丝剥茧等等,却毫无深掘,更无讨论。

☆知识空白区

从香港机场飞到桃园机场,感觉像从城裡到了乡下。旅客少,显得机场空荡荡的。检查护照时,香港机场的「访港旅客」那一行永远大排长龙,持身份证的香港本地人却是寥寥可数。台北海关则刚好倒过来,都是相濡以沫的自己人,看不到几个外国人。

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台湾,在二○○四年来了一百零三万人次观光客。七百万人口的香港,观光客却超过两千一百万人次,是台湾的二十倍。观光產业佔全球生產总额的百分之十一,但是二○○三年台湾的观光收入只佔总收入的,对不起,百分之一点三。

外国访客很少,因此人们直接在生活裡接触或接待外国人的机会也就少了。观光客不熟悉台湾,国际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也罕来台湾。假设布莱尔或者席哈克会来,那麼透过起鬨的媒体,人们也会对英国和法国多了点认识。假设曼德拉或者安南会来,那麼小学生也可能知道了南非的一点歷史和联合国究竟放在哪一国。但是这些人都不可能来。

假设我们的元首副元首可以常常出访外国,那麼随著他们的摄影队伍,人们或许对华沙或索非亚或莫斯科或奈若比也会增加一点活生生的印象、深刻一点的认识,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去。

假设台湾是许多国际公约的签订者,假设台湾民间团体是许多国际组织的成员──医学卫生的、文学艺术的、企业產业的、环保人权的、儿童福利的、妇女运动的……许多大大小小的国际组织年会此起彼落、经年不绝地在台北发生,那麼我们处理文书的基层公务员、作义工接待的大学生、商店售货员、採访记者和社会各个阶层,也就会逐渐熟悉这些国际组织运作的方式和全球关注的议题。但是这些会议,也不会来。

正常的国家裡一定会有的正常的国际交往,以及因为这些交往和交流而產生的知识积累,在台湾,有一片空白。

台湾与二十五个国家有邦交──常常变动,所以下笔时说不定数据已经不正确。十二个国家在拉丁美洲,七个在非洲,五个在大洋洲,一个嵌在欧洲。二十五个国家中,只有八个国家面积超过十万平方公里。大多数的国家,被联合国列为最贫困国家。小而贫困,并不代表不值得我们认识,而且既是邦交国,我们被允许去深交,但是,这些国家:伯利兹、多明尼加、甘比亚、查得、马绍尔群岛、基里巴斯……多少人认识呢?

元首副元首倒是常常往那裡去,而且每次去一定有大批媒体紧紧跟随,但是这些镜头对準的仍是熟悉的政治人物的嘴脸,而领导人即使到了人家的土地上,对著镜头谈的还是台湾国内的事。多少人听说过瓜地马拉市曾经是一个艺文薈萃、思潮发达的文化重镇?多少人知道中美洲这些穷国有著强大的艺术原创力,有著惊心动魄的大歷史?元首副元首和他们的庞大记者团、摄影队,对这些国家既没有认识,也没有兴趣。小而穷的邦交国,只是台湾玩弄内部游戏的政治道具。

台湾有多少大学生瞭解京都议定书是个什麼来龙去脉?假定他听过这个词,他又是否知道为什麼俄罗斯签,而美国不签,中国又签了没有?他是否说得出来「温室效应」究竟影响了什麼?布希侵略伊拉克这个行为,包含了几个层次的意义?他是否能以全球贫富差距问题进行一场辩论?联合国的二○一五计画──走在街上的人们,有几成的人听说过?几成的人知道「撒哈拉沙漠以南」代表什麼?

在无限聒噪的扣应媒体中,在老师讲课的教室裡,在酒酣耳热的晚餐桌上,在文人聚会的咖啡馆裡,在大学和中学的校园裡、在青少年的网路聊天室裡──温室效应、伊拉克战争、联合国扶贫计画、北刚果的种族屠杀、俄罗斯的民主困境、富国与贫国的剧烈矛盾、欧盟整合的障碍……这些议题在台湾的生活环境裡,被提及、被讨论、被辩论的机率有多少?

☆二○○四年除夕夜

是的,我无法忘记二○○四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南亚海啸刚发生,死亡的人数每一天以万计增加。抱著婴尸哀慟的母亲、眼光茫然的稚龄孤儿、浮肿变形的尸体、惶惶然在尸堆中寻找亲人的家属……几十万人的顿时丧生,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这一年的除夕,虽然倒数、香檳、音乐和葡萄酒可能依旧,但是人们在点燃的烛光裡有泪光,在庆祝的情绪理有沉静的收敛,在碰香檳的祝福裡同时对倖存者致上关怀。全世界都在哀悼,因为那沙滩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同胞在内。深重的劫难和哀伤把地球变成一个紧密牵手、同舟共济的小村。

除夕夜,我搭黄昏的班机从台北飞回香港。南亚海啸使香港人全城震动,老婆婆们都排著队去捐款,人均捐款世界最高。为了悼念死难者,他们取消了所有原来预定的活动。

那晚的电视镜头怪异极了;当全世界都在为南亚数十万死者肃穆下来的时候,台湾却是一片无忧的欢腾。从高雄到台北,激昂的政治首长在炫亮的舞台上说话,兴奋的年轻人在拥挤的广场上歌唱,一片举国欢跃。

巨大的死难,撞击了全世界、撞击了整个人类社区,但是台湾儼然在这「全世界」,在这整个「人类社区」以外。

我看著萤幕,看著高雄的灯火辉煌,看著台北的鼓乐沸腾,看著总统和市长们和市民们满足的、快乐的、幸福的表情,听著记者们夸张的、溢美的声调,心底一片冰凉。

不,我并不认为台湾人特别缺少同情心。

☆水未沸,青蛙在唱

二十世纪的中国内战,给中国大陆带来五十六年的政治专制,给台湾带来五十六年的文化锁国。国民党统治时期,海岸线和港口是管制区域,飞机场是军事重地,海外书刊大半是禁书,到一九八一年台湾人民才被允许出国观光,才第一次看见外国的城市,第一次接触外国的人。国民党政权的稳固,和任何专制政权一样,以培养人民对外界的的无知为基础。

歷尽艰辛得到了民主,转换了政权,我们的天空打开了吗?反对阵营的头目们,毕竟也是在锁国文化中长大的孩子,夺到权力之后也只有能力提出另一种型态的锁国:「爱台湾」意识主导一切,「台湾优先」凌驾一切,狭义的「本土化」界定一切。人们再度站到台湾的海岸线上,背对大海,继续面对自己的内陆思索和争吵──即使你知道那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内陆在地球上是多麼、多麼的小。

国民党和民进党表面上是敌对的,但是在内视封闭的意识型态上其实又多麼近似。然而真正使台湾人与国际严重脱节的,可能仍是中共对台湾的外交孤立和全面封锁。在这种滴水不漏的封锁之下,除了必须「往外衝刺」的企业之外,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基金会、社运团体、环保团体、各级学校、教育改革团体、政府技术官僚、媒体记者、研究机构、老师、作家、艺术家等等,都得不到一般国家,或者说,与台湾的高文化素质和高经济水準相当的国家或社会,应该有的多管道、多形式、多边的国际交流经验。

以香港为例。二○○五年底世贸组织要来香港开会,一个这样的会议给香港人带来什麼?世贸会议在这裡开,负责协调组织会议的政府官员,从首长到最底层的小公务员,在与各国政府和代表不断的来往沟通中,认识了国际的议题,更学到国际应对的技巧。衝著世贸会议,全世界反全球化的组织也动员要来香港抗议,由香港的民间团体负责统合。於是香港的民间团体从统合的运作中又学到了全球性的组织操作,而且在一瞬间就与全世界的反对组织接轨。至於普通市民,由於新闻的炒作,那平常不关心的人对世贸议题会得到多一点认识,平常关心的人更有机会取得第一手的讯息。

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就像一颗石头拋进池塘裡,涟漪一圈一圈扩散,整个池子受「波及」,而所谓「国际观」,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涟漪「波及」中逐渐累积见识,逐渐开阔眼界,而且深刻觉得自己是国际动脉的一份子。

几十年没有这样的国际会议,几十年没有这样的国际参与和对话,几十年没有这种国际议题的撞击,几十年没有这种国际思潮和辩论的陶冶,也就是说,几十年被排除在国际社区的外面,你能怪台湾人与世界不同调,你能怪台湾人缺乏国际观吗?

我的心情毋寧是沉痛的。像一隻青蛙置於釜中,柴火慢慢加热,青蛙有好长时间是感觉不到的。从国民党的锁国教育,到民进党的内视心态,从被排除於联合国的网络之外,到长期受中共的国际封锁而被逼迫到「人类社区」的圈外,二十一世纪的台湾,就长成这样一个社会:政治领袖没有国际格局,专业菁英缺少国际舞台,民间社团无法与国际合作、向国际学习,人民对国际社区彻底陌生。於是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奇怪的台湾:从上到下敲锣打鼓到处叫喊世界对台湾不公,但是台湾人对世界却一片疏离。非洲苏丹的种族大屠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飢饉、印尼森林面积的消失、原生物种的绝灭……台湾人一般都觉得事不关己。

世界把台湾排除在外数十年,后果好像是,台湾也就慢慢转过身去,把世界排除在外。除夕夜的狂欢,不是台湾人冷漠,而是,在长期的隔离下,台湾人被迫逐渐失去了自己是国际社区一份子的意识了。

我认为这是中共政权对台湾人最大的迫害,最严重的伤害。我渴望从肺腑裡叫喊:中共,你不可以这样做!

但是中共的封锁是一种残酷的政治现实,而台湾的领导人物在笼裡看似横衝直撞,十足地蛮勇,动机却仍是在利用这牢笼处境争夺权力。长期的笼子对国民心态的窄化矮化、对文化创造力的「盆栽效应」、对国家整体发展的严重窒碍,领袖们似乎完全麻木,甚至在夺权的游戏中,更有意加剧人民心态的内向封闭。

一种中共发起、世界配合的「隔离」政策,持续加温中,煮著锅裡还在唱歌的青蛙。

不知道雅典在哪一洲,不知道雨林在哪裡,不知道胡锦涛是谁──这样的不知道,我们的台湾真的承受不起。弱者没有无知的权利,无知会招来惩罚。

●全球公民意识

台湾不少有远见的人,在大声疾呼「国际化」的重要。但是「国际化」不经思索就被简化为「学英语运动」;要把英文变成「官方语言」的说法更是直接从陈水扁的口中说出。英语运动铺天盖地,汉语都还讲不好的幼儿开始上密集的英语课。其中隐藏的逻辑是,英语好,就有国际观,就能与国际接轨。

国际观,与国际接轨,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回到三月十二日的报纸。许多西方的重要报纸都特别开闢「学生版」,引导十来岁的中学生关心公共事务。「纽约时报」的学生版比较浅显,德文「时代週报」的学生版比较深入;三月十二日的新闻主题之一就是南亚海啸。

学生先读一篇联合国经济顾问萨贺斯的专访。萨贺斯的主要观点是,海啸或地震种种自然灾难事实上不仅只是自然灾难,受害的轻重与人为因素有关。譬如同样一场加勒比海颶风,同样的威力,在贫国海地死伤上万,在彼岸的迈阿密却只有十来个人死亡。预警系统的完备、房舍的坚固、政府危机处裡的效率、灾后重建的财力和救济网络,在在都凸显全球的贫富差距,因此富国对穷国有协助的义务。萨贺斯批评联合国做得不够。

由南亚海啸引出全球贫富问题,由贫富问题引出对联合国计画的检验。紧接著中学生会看到这样一个对照表:
给学生的讨论命题是:
1、南亚海啸和贫富差距有什麼关係?
2、西方国家有责任吗?为什麼有责任?或者贫国之间也缺乏统整?
3、除了政府以外,跨国企业的责任可能会是什麼?
4、比较联合国的目标和萨贺斯的批评。你觉得他的批评合理吗?为什麼你这样认为?

这是德国的中学生所看的报纸,所讨论的议题。在一篇报导中,中学生认识了亚洲,认识了贫国与富国之间的互动关连,认识了全球灾难中自然和人为的因素,认识了联合国的体制运作,认识了富国对地球村的道义责任。事实上,这样一篇国际新闻是在培养下一代的「全球公民意识」:我们在地球这一端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呼吸的空气、製造的垃圾、发展或收敛、激进或保守、掠夺或放弃,每一个动作都和万里以外另一端的人们有最紧密的关连,彼此的作为互相影响,而且最终要共同承担后果。

有了这种超越国界的公民意识,人们对於自己国内的事务就有不同於以往的评断标準。所谓国际化国际观,所谓与国际接轨,指的应该是这种「全球公民意识」的建立:对於其他国家的歷史和现状有一定的认识,对於全球化的运作和后果有能力判断,对於人类社区的未来有所承担。

有足够的知识、能力、承担,去和全球社区对话、合作、做出贡献,叫做国际化。

●将灯泡黏到墙上

这种知识、能力、承担,这种「全球公民意识」,和学习英语,是同一回事吗?可以相提并论吗?英语说得流利,就有了全球视野吗?

一个来自没水没电的山沟沟裡的人第一次进城,很惊讶看见水龙头一扭,就有水流了出来。很惊讶看见墙上的灯泡,一按就有光。於是他设法取得了一节水龙头和一个电灯泡。回到家裡,将灯泡黏到墙上,将龙头绑在棍上。结果灯不亮,水也不来。一个北方荒地的人走过南方沃土,看见一片葱绿丰美的树林。他把树全砍下,把树干像棍子一样一根一根栽进他的荒地裡。等了一年,没有树林,只有棍子。

灯泡何以发光?因为灯泡后面有一套细密的电路网络;水龙头何以出水?因为水龙头后面有一套完整的供水流程;树干何以成林?因为树干下面紧连著一套环环相扣的生态链结。语言何以啟蒙?因为语言后面有著一整套幽微细緻、深奥繁复的思想系统。我们知道没有后面那个无形的网络链结,灯泡不发光、龙头不出水、树干不抽芽,但是请问,为什麼我们认为英语会带来全球视野和国际观?

英语,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对於非英语人而言它是一个简便的万用插头,放在旅行箱裡,到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拿出来,插上电。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以为电的来源就是这万用插头。事实上,插头不能供电,英语也给不了思想和创造力。

英语会变成一个强势语言,是因为在英语的世界裡出现了累积了强大的创造力:用英语思考的人写出了「大宪章」,发明了蒸气机和电灯,发动了成功的革命,船坚砲利无所不克,万商出动纵横海上,订下了民主规范,领先了科技的发展,又在思想艺术的领域裡出类拔萃。是创造力造就了语言的强势,不是语言带来了创造力。

从丛山峻岭中一缕溪流,千曲百折匯集成大水,转化成能源,再经过无数精密的设计,最后我们客厅裡的灯泡亮了。可是光的来源是什麼?不是灯泡,不是插头,是那起自丛山深处的整套过程。我们要培养国际观和接轨国际的能力,必须从那大水的起点、民族创造力的源头去寻找,绝不是去买个灯泡,拿回来黏在墙上而已。

●中国,放在哪裡?

在「天下」的调查裡,百分之六十的人不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

美国人、马绍尔群岛人、千里达土八哥人可以不知道,但是台湾人,没有不知道的权利,因为,中国事务关係台湾的生死存亡──兔子永远应该知道老鹰在哪裡吧?

今天的台湾人所了解的中国,除了国民党过去四十年所塑造「万恶共匪」的图像之外,除了这几年来民进党所强化的「中共鸭霸」的形象之外,还有什麼呢?不是说中共政权不「鸭霸」,而是说,对於这麼庞大的一个国家在新世纪的「崛起」,它歷史的悠远曲折、文化种族的多元、市场力量的举足轻重、政治情势的复杂微妙、对全球发展影响之巨大深远,我们怎麼可能只用海峡这一岸的单一角度去看它?且不说中共不等於中国,而中国的一举一动,对整个亚洲、对美国、对欧洲和俄罗斯、对第三世界都有所牵动。台湾人面对中国,怎可能不放在一个全球的大拼图裡头去看?

如果用全球视野,我们就会发现,了解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能继续用国民党时代的「匪情分析」,也不能继续今天民进党时代的「两岸关係」去看它了,中国的「崛起」,不管我们对它有多大的意见,是一个重大的国际现象,一个不可忽视的新的国际趋势,台湾人也必须像任何其他「正常」的国家──法国、瑞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一样,认真而严肃地去研究它、深刻而客观地去了解它,这是理性的人面对任何重大事件时本来就该有的基本态度。除了两岸严峻对峙的角度之外──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角度,还有国际政治的角度,还有全球经济的角度,还有极为复杂的文化和文化產业的角度,还有波澜壮阔的超越政治的学术角度、还有永续生态环境的角度、还有非政府组织公民运动发展的角度……

如果今天国际化的整体趋势之一是,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位置,加深它对中国的观察研究和接触了解,台湾是不是反而执意地将自己排除在这个国际趋势之外呢?把自己排除在国际之外,我们赢得什麼呢?

与国际接轨指的是,我们不但要把自己的国内事务放在全球的格局裡去思索,我们也必须将自己与中国大陆的关係放在全球的格局裡去判断,必须将中国放在全球的大趋势、大版图裡去做最深刻、最冷静的认识。否则,已经处在夹缝裡的台湾就是自己将自己「隔离」掉了。

●无知会招来惩罚

国际化,核心的意义可能不是在学英语,而在精深嫻熟自己的语言,精深嫻熟到一个思想透彻、创造力爆发的程度。国际化可能不是在送小学生出国留学,而在於使台湾的每一所学校都是「国际学校」,裡头的每一个老师和学生,英语可能不是太溜,但是关心国际事务,「全球公民意识」成熟而自信。国际化可能不是在举全国之力进行「本土化」,而在於把「本土化」的任何举措放在全球的视野中检验。国际化可能不是剑拔弩张的「去中国化」,反而是把「中国化」当作一种全球优势来吸纳融会。

不知道雅典在哪一洲,不知道雨林在哪裡,不知道胡锦涛是谁──这样的不知道,我们的台湾真的承受不起。台湾很脆弱,因为很脆弱,所以不得不懂得比别人多。弱者没有无知的权利,无知会招来惩罚。


龙应台:

有没有什麼时刻,您会对自己有所怀疑?譬如对自己的作为、处境,或者生存的状态產生怀疑?

圣严:

怀疑的原因,是对自己走过的路,说过的话,以及自己的未来没有确定感。实际上就是没有信心,对过去的价值没有信心,对未来的自信也不足。已经过去的事,不需要后悔。后悔就代表否定自己从前的作为、过往的价值,觉得不正确,那表示自己很愚痴。如果是这样子,那麼对於现在热切投入、非常坚定的事,可能几年之后也会后悔。这样经常在反覆怀疑之中,对自己好不好呢?

过去的错误,可以反省,可以懺悔,但不是后悔。懺悔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告诉自己从此不再犯。要知道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子,不需要后悔,否则往前的路也跨不出去了。人对自己存疑,这是正常的,但不需要否定自己的过去,否则无法继续往前走;不往前走,那就永远没有出路。我还是鼓励你继续写作,但是信仰的部分要加强。

龙应台:

您这个「通」的境界,让您觉得在宇宙之中有种很安定、很清澈的归属感,是这样吗?但是我想请教,这个清澈,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老农,他可能没有很多疑问,生活中一样感到安定的归属,其间的差别在哪裡?

圣严:

我是没有归属的归属。不追求归属,就是最好的归属。

以修行来讲,初入门者是需要有归属感的,要有实践的方法。所以法鼓山提供了长短期的念佛、打坐课程,从念佛、打坐的练习之中,把自己的心安定下来。我们的心,总是向外追求、追求、追求;修行则让我们练习放下、放下、放下。把一切放下,没什麼好追求的,到最后,内心无有恐惧,没有什麼是不安全的,不需要找避风港,这才是最好的归属。

没有归属的归属,并不是在虚无縹緲之中寻找一处归属,而是现实生活之中,任何一时一处,都是我的归属,即使大风大浪,也是我的归属。我还是要强调,信仰必须从实践开始;实践的时候,自然会產生身心反应,但不必在意,也不要执著。有了一定的修行体验之后,身心反应也就无关紧要了。

以我来讲,现在我听到什麼、看到什麼,都当成是妄想、幻觉。追求身心的反应,反而是一种累赘。但这是龙小姐你现在没办法瞭解的事。信仰需要实践,实践就会有体验,当你自己感觉到了,你不得不信。

摘自星洲日报,林凤英著(14/04/2007):

朋友从网络上传来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对夫妻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变化,那一年的冬天,他的事业一败涂地,他们搬出豪华温暖的公寓,在市郊另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

房内阴冷潮湿,一如他们当时的心情。

他对她说:相信我,我们的生活会好起来的。她对他有信心。

白天,他在外面疲於奔命,有时一整天也不打一个电话回来。晚上回到家大部分时间里,他总是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查资料、整理讯息、打客户电话,然后昏昏地睡去,他很少和她闲聊。

她理解,知道他在打拼。晚上他很累,需要休息。

但不管怎麽累,他都要天天洗澡,那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浴室里只有简陋的沐浴,这让她很怀念那套曾经温馨的豪宅。

在以前,他总是让她先洗,他自己却留著一身臭汗在客厅或者书房里,直到她洗完。

这样的体贴曾令她自豪和感动。

可是现在他总是要先洗。

每当她要走进浴室的时候,他就会突然说,我先来吧!

难道他已经不再爱她了?

后来有一天,她终於忍不住了,问他为甚麽。他楞了半天说,在外面跑了一天,一身的臭汗不舒服,所以急著冲一下。

她几乎绝望了.她感觉到她不仅仅失去了以前那栋豪宅,并且正在失去丈夫的爱情。

那一天,他出去了。她打开了他的电脑。她惊奇的发现他竟然天天在电脑上写日记!

她慢慢地读著、读著,然后泪如雨下。

她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今天她问我为甚麽总是要抢在她前面洗澡?

“我没有说实话,我怕她为我难过,浴室很冷。

“但我知道,在沐浴完以后,那里面的温度会升高一点点,3度、2度或者1度。

“我想,那样的话,她在洗澡的时候该会暖和一些吧?

在这段艰苦和寒冷的日子里,我想,我至少还能送给她这1度C的温暖吧?”

不管这故事是真是假,在这几天一直读到听到的都是冷冰冰的人才现实浪声中,这是段至少让人感到稍有温馨人情的故事。

人间的温暖贵在雪中送炭。但今天越来越现实的社会里,只见锦上添花。衡量身份地位才华,是以物质金钱指数,非物质精神满足不是现代人的追求。

君不见坐拥百万千万身家的人,虽然一辈子也花不完,仍追逐财富已肯定自己。

财富是不是能换来快乐和满足,拥有近百亿马币,上星期二因癌症逝世的香港头号富婆华懋集团主席龚如心“小甜甜”,是一面镜子。晚年与家翁王廷歆争丈夫遗产,受官司缠绕8年,最后虽然赢得遗产,到头来也无法享受。

如果她有所选择,她会选择只要1度C的温暖吗?很难说!

杰伦、阿沁和我

四月 13, 2007


先有杰伦《十一月的肖邦》,后有阿沁《梵谷的左耳》。看来,可能我得来点什么。比如说,《塞尚的野兽》。

许多“低智能“的中年人当时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它叫《十一月的肖邦》。有些人更跑来问我,里头的东西和肖邦有何关系。这次阿沁《梵谷的左耳》,应该也有不少“高智商“的青年人大感不解——为何要梵谷的左耳,而不是,右耳。那么谁是塞尚,他的野兽又怎么了?

大艺术家搞创作只重feeling而不重rationalilty,这是普通常识。艺术的基础,在于通过感觉进行传达沟通,而承载感觉最重要的基本工具则是意象。在艺术形象的表达上,作家们只问how to get it而不是what’s the rationale behind it。十一月和肖邦,两者概念组合上来所形成的意象,就是作家的目的。那两者之间有何干系,并不重要。

看看李白那两句传世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这十四个字的两行诗里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情感的字词,但是在那动态的意象间我们却能体会出那深刻的感觉:对于时间流逝所有的惋惜和感慨。这就是意象的魅力和单纯性。

但是,并非任意组合上来的意象都能成功。举个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云飞天不动(还希望原创者能原谅我的这点引用)。实在来说,这五个字所带出来的意象相当薄弱,虽然当初那个创作者企图在这种安排里头隐述些什么。可是若不是经过她的解释,一般人还真无法有何领悟。相反地,人们反而会跳过直觉的那个过程直接进入理性的刻薄分析:这是废话嘛,云在飞的时候天当然不会动。

至于肖邦的十一月和梵谷的左耳在意象上是否成功,这就很难评定。因为这更多是商业性的行销手法,没有别的意思。 

对了,塞尚(Paul Cezanne)是印象派的画家,野兽派的创始人。

部长加薪和知足

四月 13, 2007

坦白说,我认同部长加薪。这个弹丸小国,没有天然资源和天然屏障,根本无法容许政府平庸。它与芬兰、丹麦不同,后二者国土虽小但还总有天然资源。更甚者,他们自身有较悠久的文化历史。苹果与橙无法相比,这点我认同老李。

因为没有天然资源,所以这小国的经济体系得不断转型,以便适应国际不断变更的情势。而且这种转型,不能待到要大便时才去挖洞,否则为时已晚。从control theory的角度来说,就是它需要一个predictor而不能只单单依赖feedback。这就好像相机,只凭feedback来调节镜孔往往使得照片已经过渡曝光或过度昏暗。生物的眼睛也是如此——所以它们都有一个predictor。

纯粹的让经济体系在短暂的时间内转型,这本就需要大量顶尖人才集体工作。更何况,这小国还需要有力的prediction来应付变化?所以,除了人才还是人才。可能老李心理还正盘算着:我们还是给少了(指金钱)

平心而论,我不认为当部长好玩,我更不会为了那一两百万去投身里头(虽然我不是新加坡公民)。为了工作忙得没日没夜,算了吧。这些差事还是留给人中龙凤。许多时候,再多的金钱也无法替代我们周照的一些简单事物。

比如说,我就不会为了五十万而让出我的一只手,或一只眼。你们会吗?这是有形物体。还有,我也不会为了五十万而去让出我那悠闲和愉快的童年,以及与邻居们相聚的快乐时光。我都不会。再来,与父母共聚、与孩子共处等等等。这些简单事物,我都不愿用金钱将之替换。

所以,我们还是看开些。他们其实可能失去更多。

还是老子说得好: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意思是,唯有知足的这种满足,才是长久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