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力军
2009年6月30日

  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关键词是“Power”,译成中文的“势力”,便可窥见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力”指实力,仅其中之一而已,况且在“势” 之后,受制于“势”。用力,而不用“势”,构不成全部意义上的“势力”。更为神奇的是,“势”由“执”和“力”组成,古人或许以此告诉后人,“势”执掌“ 力”,是其之主,不能只用“力”而不用“势”。

  何为势?《孙子兵法》有言:若置圆石于千仞之山,翻滚而下,虽然,自重没变,此时,却平添了千钧之力,呼啸而下,势不可挡。此为势也。国家之势力,由其“力”(硬实力和软实力)和其所乘的“势”所组成。强者,失势,则困(如美国昔日在越南和今日在伊拉克);弱者,用势,可转弱为强,甚至化腐朽为神奇。中国与亚细安关系的突破,皆借助于“势”,而非得之于“力”,即借势于七十年代的中美和解,八十年代的越南占领柬埔寨,九十年代的冷战结束和亚洲金融危机。

  《孙子兵法》谈及“势”,寥寥数言,未及深究。但若从中华文化之源的《易经》视之,便可入微。孔子认为,“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即天下最精微之理存于《易经》卦象之中。《易经》,推天道以明人事,藏天地之玄机,蕴万物之律数,视天地万物存之于“易”,而“易”之道,“时、空、刚、柔”使然也。本文仅借其中“泰”“否”两卦,加以“时空刚柔”,来说明国际关系中的借“势” 和用“势”。

“时”至为重要

  借势增力,时机至为重要。《易经》中五次告诫:“与时偕行”。万物变化,因天之序,“时止则止,时行则行”(《易经》),乘时而动才能用势。《尚书》说:“善以动,动惟其时。”法无优劣,契机者妙。上述中国与亚细安关系的数次突破,皆因天时,才得以一马平川。

  《易经》的“时”,还指时间。万物变化聚于时,成于机。从古至今,最强大的武器往往是时间。刀对刀,枪对枪,是纠纠武夫的较量。用时间对刀枪,天下无敌。使时在己,并能用者,天下第一流的战略家也。在对台战略上,大陆用的便是“时”,使时在己,不在彼,用时间创造时机,进而成“势”。对美战略亦是如此。《道德经》和《吕氏春秋》也曾有言:“大器晚成”。指使时在己,厚积薄发,必成大业。

“空”高深莫测

  《易经》中“时”之重要,显而易见;高深莫测者,当数“空”。“时”仅构成“势”的一部分,守株待兔式的傻等,人人皆会,但机会渺茫。唯执“空”者,机会源源不断。

  《易经》中的“空”指万物(易经64卦中各爻)的位置,组合,对应,形状,空间,大小(实力)。这些均影响着“势”的大小有无。首先,位置,即卡位,至关重要。《孙子兵法》中的“石头”,如果置于平地,无坡可滚,石块再大(即实力再强),不会有势。这是位置不对,卡位不准(限于篇幅,本文在介绍“空” 时,只讲“卡位”)。

  《易经》不是世人误解的听天由命,而是积极进取。其64卦384爻,是列出人生64种大环境和384种小环境,教人如何处置。细细琢磨每卦的卦象、卦辞、爻词和各爻之间乘承比应关系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告诉你,如果你处在这一卦(这一环境),如果你如何如何,其结果就会如何如何。换言之,如果你主动进取,不如何如何,就能改变这一结果。积极卡位就是主动进取,改变不利处境。例如,《易经》的重卦泰卦和否卦均由两个单卦乾卦和坤卦组成,但是乾坤两卦所占的位置各异,上坤下乾为泰卦(吉利),上乾下坤为否卦(不吉)。其实,《易经》是在告诉人们,“天道无吉凶”,即使在不利情况下(否卦),只要积极卡位,改变自己的位置,就可以否极泰来。

  这是由于卡位的好坏决定了机会的大小,进而决定了“势”的强弱。搞政治亦可看作是设位卡位,遇到单个对手,不迎面单挑,而是躲在体制背后,用体制及其在这个体制上所卡的有利位置,产生势,轻而易举摆平对方。即位生势,势生力。

通过新设机制卡位

  外交亦如此。例如,美国冷战后迅速卡位,抢先在亚太地区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由于这一机制程序设计,即“空”的组合,有利美国,不利东盟(亚细安),即亚细安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是被分割成单一国家加入,其影响力大为不足,因而,亚细安(马来西亚)提议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意图提高在APEC中与主导的西方国家的要价地位。其后成立的“亚细安10+3”机制使本身实力不太强的亚细安,通过这一卡位,带来“势”,提升了自己的战略分量。

  机制设计得好,可轻易“卡位”,进而可成倍放大其“势”;设计欠妥,反被他人所用。例如,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联合国时,设立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票机制。再如,建立国际金融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以主导世界金融体系。设计时,不是一国一票,而是由各国所缴纳的份额计算分配加票权的多少,即加权投票制。而且,不成文的规定是,世界银行行长只能由美国人担任,国际金融货币组织总裁则必须由欧洲人担任。这一设计,使得西方在其中卡到一言九鼎、稳执牛耳的位置。

  就冷战后东亚多边机制的设计来说,亚细安坚持“亚细安主导”“亚细安方式”,由亚细安国家分别承办,设立议程、题目、进展速度。这是从机制设计上卡位,获得主导权。

  逆向卡位指以常人想不到的方式在常人想不到的位置卡位,以奇制胜。《黄帝内经》中中医要义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当肺有病时,西医的药方(手术)肯定是望肺部去的。而中医开的药,不直接奔肺,往往包括两份,一份治大肠。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部的炎症来自于大肠,这是病源。另一份药则用来保肝。根据中医医理,肺部炎症下一步转移的器官是肝脏。这样,控制了炎症的来源和去向,两头一扎紧,炎症便被控制在肺部。此时,人体通过自身血气自然就会将肺修补好。

  《黄帝内经》这一要义源于《易经》卦象中各爻之间的乘承比应进而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关系,此要义融入并形成了中国战略文化中“圣人不治已乱治未乱”的逆向卡位战略。例如,大陆对台战略便是这种逆向卡位,重点不是直取台湾,立刻统一,而是同时控制其上下两端。上段:着力压制美国对台独的支持力度;下端:通过建立东亚地区多边机制,使台独的任何冲刺都锁定在岛内,不在邻近地区发生连锁效益以改变地区战略框架。这样,上下其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大陆不自我折腾,台独必乱。

  再例如,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越南占领柬埔寨,中国也是采用逆向卡位战略。上段:外交上逼苏联压越南撤出柬埔寨;下端:与东盟国家和西方紧密配合,将越南扩张封死。这样,数年后,越南吃不起这个消耗,撤出柬埔寨。

  国际关系中卡位增势还包括地理卡位,人文卡位,经济科技卡位,因事因时因势卡位和反卡位等。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例举。

“刚”“柔”相济,以曲为直

  《易经》中,事物变化(如“势”),既出于“时、空”,又来自“刚、柔”(即动、静、阴、阳、刚、柔)。同是蓄势发力,借势用势,刚柔不一,结果则不一。有时该动,有时则该静守。《易经》中泰卦和否卦分别为吉祥卦和不祥卦。但是两卦初爻均为“吉”。细察之,泰卦初爻爻词为“征吉”,是因其初爻为阳爻,所以,以“征”(行动、阳刚)为吉,柔则不利。否卦初爻爻词为“贞吉”,是因其初爻为阴爻,所以,以“贞”(固本、静守、阴柔)为吉,刚则不利。此两卦所示,天道之行,该刚则刚,该柔则柔,刚柔错用,则是逆天道行事。

  另外,此泰否两重卦均由乾、坤两单卦组成。否卦,下坤(地)上乾(天),天上升,地下沉,天地分开,各行其道,上下阴阳不通,故为否卦(不祥卦)。泰卦,上坤(地)下乾(天),天自上行,地自下沉,上下阴阳相通,故为泰卦(吉祥卦)。此所示:不但该刚则刚,该柔则柔,而且不能纯刚纯柔,而应阴阳贯通,刚柔相交,才是正道,才能造势用势。老子《道德经》中“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想必也源出此卦(泰卦)。这里的“冲气”指泰卦上下阴阳互冲交汇,刚柔相济,才为吉祥之卦。《易经》曰:“刚柔相济。”清代曾国藩总结用兵决胜秘诀时说:“天地之道,刚柔互用。”

  刚柔相济,其结果是“走曲”,而非象纯刚纯柔那样直进直退。《易经》告诉我们,世间万物的变化,最佳路线不是直线,而是曲线。《易》说:“曲成万物而不遗。”所以,老子《道德经》有言:“大直若曲”。这就是其 “反者道之动”的道理。《孙子兵法》说:“以曲为直。”最大的胜利往往是走曲。直来直往,亦可奏效,但往往不用势而用力,因而代价太大,后遗症太多。走曲能扬其长,而避其短。

  中国外交的走曲取胜,首先是不把和美国的关系搞僵,不与其迎头相撞。其次,其融入。西方有句俗话:“If you can’t break it, go with it”,即“斗不过,就顺着它。”但是,古人智慧是,顺着它,又顺势融进去,改变它。换言之,不寻求“物理变化”,即直接挑战改变它的外在形式,而是走曲,顺势融进去,改变它的内在属性。中国最早兵法《六韬》中最高境界是:“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太上因之”即顺势用势。一时不能用者,不必破旧立新(物理变化),而是“其次化之”(化学变化),化解之,以求日后水到而渠成。

  在当今相互制约的国际关系中,不横冲直撞,“因之”和“化之”显得格外重要。有时不必重起炉灶,而是,一、利用其中有利因素,“因之”,为己所用;二、“化之”,化解其中不利成分。举亚细安地区论坛为例,中国不是拒不加入,而是进而“化之”。

  对于不能加入的,如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中国不是采取“非友即敌”的一刀切态度,而是“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一是发展与这些美国盟友的关系来冲淡美国与其的双边关系,使其逐渐松动乃至最终虚化、空洞化;二是发展地区多边外交机制,以多边促进双边。至少使其多个选择,使其对外关系复杂化,促使美国与其同盟国关系的最终“和平演变”。

捆绑战略

  《六韬》中“化之”,仅是“其次”,而“太上”,即最高层次,则是“因之 ”。中国对外战略的“因之”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在“全球化”和中美关系上。比较一下美国对华与对苏联政策就可以发现,美国认为苏联具有传统的扩张因子,一直对其采取围堵战略(fence in),封住、堵死。对中国则相反,则是设法把它从独自封闭状态中拉出来(draw it out),融入西方市场,和平演变,来按照西方模式来改造它。

  中国应对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是像北朝鲜那样用更加封闭来对付美国这一战略,而是“太上因之”,因势利导,接招,顺手牵羊,融合接轨到整个西方乃至全球市场。通过与美国结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把两国捆绑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局面,使美国不敢出重拳。这是一着相当厉害的“绵里藏针”、“以柔克刚”战略。

  更为叫绝的是,这不是什么阴谋,藏着掖着,而是阳谋,公之于世(即中国加入全球化,与之接轨)。兵法曰;“太阳,太阴”。即最高层次的战略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明明白白告诉你,你知道它,但就是无法对付它。最高明的,往往是最简单而又最明显的。

以和为赢

  走曲战略的神来之笔当数“以和为赢”。中国致力于建立多种东亚地区多边机制,与其说是想建成自己的什么,倒不如说防止美国在该地区建立什么。其结果,在亚太地区,多边机制林立,美国建不成自己主导的跨亚太安全机制,中国也建不成严格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这样,从面上看,美国和中国,谁都没赢,和棋。其实,谁都没赢,就是美国输了。道理很简单:美国需要泾渭分明,早定框架,而中国需要战略空间和时间。这样的走曲,以和为赢,胜过以赢为赢。如果以赢为赢,便会咄咄逼人,不适可而止,反而贪功冒进,结果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不但建不成东亚一体化,反会驱使一些原本中立的国家转而对付自己。所以,《易经》有云:“知终终之”。《论语》曰:“过犹不及”,道家提倡“争为不争,不争为争”,是为此。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硬实力,易见;软实力,难求;“势”,更为难见难求,变化多端,它是一只“无形的手”,影响着国家实力和外交的实施。美国有第一流的实力,但往往不用“势”,有“力”无“势”,构不成“势力”,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中国善于用势,但还没有第一流的力,因而也还未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Advertisements

《联合早报》
2009年6月9日

  近年来,越来越多社会基层的案件在中国发生,例如贵州的习水案、浙江的丽水案、重庆买处案和最近湖北巴东案。这清楚地呈现出中国社会令人忧虑的两大发展趋势。

  首先是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准灰暗面令人吃惊,不得不让人感觉到四处蔓延着一种大面积的制度性的道德腐败。笔者已经论述过,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基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民与权之间、民与钱之间的对立。

  政府本来应该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产品的。如果政府官员的行为、权力的运行本身让人感到不安全,还有什么比这种由政府本身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更可怕的呢?至少,这比丛林法则更无安全。在丛林法则下,个体之间况且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互相竞争。但在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下,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的生存空间就荡然无存了。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社会信任正处于一种解体状态。在中国,社会不信任已经盛行多年,并且表现和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民与官之间、官员之间、政府上下级之间等等。在传统的话语里,这是一种“礼崩乐坏”的状态。

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最可怕

  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最恐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法律是任何一个社会运行的框架,但当法律不被社会信任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暴力就会泛滥起来。

  就是说,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信任。在民与官、民与钱之间没有一点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就起不上任何作用。

  法律是任何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底线,并且往往是穷者和弱者需要法律的保护。如果不相信法律,那么穷者、弱者怎么来保护自己呢?如果他们相信法律俨然成为了富者和强者的工具,那么他们要做些什么来保护自己呢?暴力就是这样产生的。

  浙江杭州的富家子弟飚车撞死浙江大学的学生,肇事人激起了多么大的民愤!但假如是一个出租车超速行驶撞死了人,那么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中国的很多社会群体中,莫名其妙的一个“恨”字正在泛滥开来。人们心中有“恨”,但往往不知道向谁去发泄。因此一旦出现任何一个机会,“恨”就很容易也很自然爆发出来。

  杨佳案件很典型。在这个案件中,警察其实也是受害者,但为什么民心都是在杨佳身上呢?湖北邓玉娇这个案子里,为什么没有人去同情死者呢?所有这些案例里可见民愤已经积累到很大的一个程度。

  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已经超越了法律本身。很显然,当法律失去保护弱者的作用时,愤怒就会泛滥,而愤怒会进一步削弱法律的价值。这种恶性循环的情况非常让人担忧。长此以往,一个“恨”字就会越来越凸显,就会失去社会的稳定乃至安全。

  权力和金钱结合,凌辱、欺压底层的弱者,这些年来,类似的案例数不胜数。社会底层是最大的受害者。社会作为一个集体毫无保护,社会中的个体更没有得到保护。

  在这样的情况,社会的自卫不可避免。这种情形持续久了,很容易引起社会的暴力反抗。再者,这种暴力往往是自发的尤其是在被迫之下的自发,所以也往往是不可预期的和不可控的。

国家须重建社会共同体

  无论是社会信任的丧失还是继之而来的社会暴力,都是社会解体的结果。这30多年来,随着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最醒目的一个现象就是社会的解体。

  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是自治的,由乡村绅士凝聚起一个共同体,有经济、社会和自卫的功能,这种形式持续了几千年,不能说没有效率。1949年以后,这个自然的、自治的共同体就被打破,家族势力等等东西都压制下去(如果不是被完全消灭的话)。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要“破旧立新”。他想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在农村)和单位(在城市)这种行政建制的方式,来重新建设中国的地方共同体。

  在这种行政共同体中间,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就是说,“你接受我的统治,我为你提供一些基本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个共同体的前提是失去流动自由。在农村,尽管这种行政共同体没有什么经济效率可言,人们也过着很穷的生活,但这个共同体毕竟也还是个共同体,至少还有赤脚医生,有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的共同体首先开始解体。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必然造成人口的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衰败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根据西方的经验,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衰败发生的同时,国家应该花大力气来重建社会共同体。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共同体崩溃了,就要求重建公民共同体。

  在西方,这个共同体主要是通过“公民权”的建设来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流动,国家就出来保证公民权,就是政府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和服务。

  此外,政府之外也容许和鼓励公民社会如非政府组织的出现,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自愿组织来得到重建。就是说,在西方社会的重建是政府和社会各自努力和合作努力的结果。

西方民主是为了遏制资本主义

  在西方重建社会的过程中,政府是站在社会这一边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产生的恶性影响。资本的目标是要摧毁所有的共同体,把所有的东西变成资本,变成资本过程的一部分。

  这里,西方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民主体制就是要遏制资本主义。把资本主义和民主等同起来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西方社会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带有福利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逻辑。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利润,它是不会考虑到社会效应的。

  西方的这个转型是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国家的资本和社会形成了妥协,因此转型较为和平。但也有很多国家,这种转型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和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而完成的。

  在亚洲也是如此。日本的自民党一直是以保护农民的利益著称的,到今天还保持着这个政治局面。日本社会没有解体和政府保护分不开,同时社会的支持也是日本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主要因素。

  新加坡政府更为典型。政府一直以来是个“亲商”的政府。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引入的。为了发展经济,新加坡政府一直非常注重资本和市场的作用。

  但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忽视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在“亲商”和重视资本作用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花大力气发展出一整套能够保护社会的机制,包括“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社会保障、就业、教育政策等等。在每次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政府首先想到的也是如何保障社会。社会的支持也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大危险是权力和资本走在一起

  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共同体的解体。这很难责怪改革开放,因为中国不能停留在改革开放前低水平的发展和社会共同体阶段。问题在于,在原来的社会共同体解体之后,就必须重建。

  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当西方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这些领域都是政府应当担负责任的公共服务领域,但可惜的是,在中国这些领域都通过不同的方式让给了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

  在农村,情况最为糟糕。流出农村的农民到了城市之后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保护。

  从法律上说,农民工是中国公民,但他们既不能享受城市居民般的公民权,也没有为他们发展出另外的公民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不被容许组织起来。处于个体的他们在权力和资本面前显得毫无希望。

  在以往,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政治是极权主义。但现在中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并且在很多场合,权力是为资本服务的。这种结合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比单纯的政治极权的力量也要大得多,可以把此称为资本极权主义。

  在政治极权主义时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如上所说,政府和人民之间有一种隐性契约,只给你很低的工资,但是也要提供给你一套保障和福利制度,尽管这种保障也只是低水平的。但在资本极权主义的情形下,没有任何契约关系。这个社会里,个体都是原子化的,没有组织的,一旦发生冲突,就只能诉诸暴力。

  这些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所有这样那样的恶性事情,大都和社会解体有关。如果不能正视社会解体,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开对立和冲突将变得不可避免。

  中国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要么任其自然,让社会冲突甚至暴力冲突发生,要么通过改革达到各社会阶层的大和解。遏制社会冲突和社会大和解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如何应付社会解体之后的社会冲突?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在化解冲突过程,强调法制和法治并没有错,但光强调法制或者法治可能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在没有任何社会信任的前提下,法律已经失去了效用。

  最重要的是加快建设有助于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社会制度。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但不管怎样的路径,也避免不了全体人民可以共享的公民权的建设。

  本世纪开始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无疑是公民权的主要组成部门。社会改革尽管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议程,但这些年的进展并不顺利。虽然政府努力不少,但既得利益之间很难达成妥协,更不用说是既得利益和人民之间的妥协了。

  从各个方面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果政府不能努力促成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大妥协,那么社会的激进化就会接踵而至。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我无意间从”the six sense technology”的录影中知道了www.ted.com这网站,并且看到了这段片。原来有像TED这么好的网页。在原网页中有英文字幕:http://www.ted.com/talks/jacqueline_novogratz_on_an_escape_from_poverty.html

……………………………………………………………